华夏看点网08月12日小杨来为大家解答以上问题，可可西里为什么被称为生命禁区（用生命保护可可西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如果要我走，我会哭着离开。”

这是可可西里巡山队员的话，没有丝毫矫情，只有腼腆。类似的话，我们听到好几次。

20多年前，最早一批巡山队员踏入可可西里，许多人是哭着来的，那是被残害的可可西里，让人悲伤。此后，巡山队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可可西里在变，变得可爱，让人不舍。

　　他们说，每当再一次踏入可可西里，对可可西里的迷恋就更深一步。他们期待着每一次巡山，在巡山中与可可西里的感情变得更稳固。

可可西里，这片被呵护的4.5万平方公里土地，有什么特别之处？

它是自然造化的演绎者。这片荒原至今保存着上亿年前青藏高原隆升以来最完好的原始地貌景观、演变痕迹，而且仍在见证高原抬升的继续。你能从它身上，探寻沧海变桑田、物种的产生和进化。

它是千湖之地，是长江的源头。冰川耸立，雪山连绵，冻土无垠，形成巨大的固体水库，成为众多河流的源头。长江源的北源楚玛尔河从这儿聚水成川，与可可西里山脉以南的长江源正源沱沱河一起，先后汇入通天河。你能从它身上，体味中华文明的细水长流和浩浩荡荡。

它是无人区，是苦寒之地。平均海拔4600多米，平均含氧量不到海平面的40%，年均温度零下10.4至零下4.1摄氏度，降水少，蒸发量大。这让它远离人类生活的干扰，保持纯净。你能从它身上，感受到生命的顽强与纯粹。

它是藏羚羊的家，是珍稀野生动物基因库。这里三分之一以上的高级植物为青藏高原所特有，这些植物孕育了藏羚羊、雪豹、野牦牛、藏野驴、黑颈鹤等罕见的野生动物。你能从它身上发现万物相生，和谐共享。

有人这样写道：

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我信赖这些——

未被神抛弃的生命

沙漠中的一匹，一对，一群

奔腾，嬉戏，觅食，它们活着

占有盐碱地和无边无际的荒滩

20年前，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成立，从部队复员的詹江龙作为巡山队员第一次踏入可可西里，“看到藏羚羊、野牦牛，很多动物，还有雪山、湖泊，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再也舍不得走。这就是它的魅力。

当远在波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雅采克·普尔赫拉念出“青海可可西里”的名字时，可可西里保护区卓乃湖保护站站长秋培扎西欢欣之余，担心可可西里会多了另一个名字——旅游胜地。“这里真的不适合旅游。”他言辞恳切。

可可西里，这位蒙古语里的“美丽少女”，经不起恐吓和摧残。可可西里的土壤发育很差，土层浅薄，砂质、石质化强。“每走一步，踩下去的植被，可能几百年都缓不过来。”秋培扎西说。这位自称“土生土长的可可西里人”，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可可西里巡山，把藏羚羊的“大产房”卓乃湖捧在手心。

每年的五月到七月底八月初，从新疆阿尔金山、西藏羌塘以及三江源迁徙而来的藏羚羊，到可可西里的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仔。母羊产仔后，小羊要在半个小时内站起来，跟母羊一起返回遥远的栖息地，途中遭受雨雪、狼群、河流的冲击，最终存活率只有30%左右。但每一年，它们仍然跨越千里，带着希望和新生命离开可可西里。

生命的脆弱与顽强是相伴的，这正是可可西里的魅力。但再美的可可西里，在一群贪婪者的眼里，只有黄金和方巾。可可西里矿产资源丰富，盛产黄金；由藏羚羊绒制作的方巾，曾在国外以“沙图什”（意为“毛绒之王”）著称，一条价值5万美元，成本是3到5只藏羚羊的皮绒。

“公路上车流如织，一辆接一辆；帐篷成林，一座挨一座；人头攒动，一拨又一拨；大地摇摆，一槽挖罢又一槽。”杨新安《泪洒可可西里》记录了采金者曾对可可西里草地的破坏。

盗猎者在藏羚羊产仔的季节潜入可可西里，开着吉普车追踪藏羚羊。车窗外枪声突突，车窗内笑声邪邪。被剥去毛皮的藏羚羊尸横遍野，小羔羊仍在只剩骨肉的母羊身上寻找奶头。

年轻的巡山队员在原野发现藏羚羊，兴奋异常，要为这些人类朋友带去亲切的抚爱，但被年长者呵斥阻止：“不要让藏羚羊以为人类很友好，那会给盗猎者可乘之机”。

以毁灭信任的方式来“拉大”藏羚羊与盗猎者的距离，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藏羚羊是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每小时可达70到100公里，但比不过人类的贪婪。

十多年后，当巡山队员发现藏羚羊经常来公路边吃草，还有野牦牛、藏野驴等，止不住眼泪：它们不跑了。

如今，车窗里伸出的不再是枪管，而是欢呼的笑脸以及相机、手机。在巡山队员的手机里，我们看到了他们巡山时拍到的棕熊。两米高的大个子轻松地攀上卡车，翻箱倒柜，又跳到车顶。“没想到棕熊这么敏捷，”他们以前也只在电视上见过棕熊，与很多人一样以为那是笨拙的动物。

包括可可西里在内的三江源区域，在近二十年得到保护，动物种群和草地植被逐渐恢复。“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这才是可可西里，这就是他们要保护的全部。

秋培扎西皮肤粗糙，眼睛有神。这位三十多岁的汉子说，要在可可西里“延续一种价值”。

可可西里主要区域在玉树州西部、治多县境内，从格尔木坐车沿着青藏公路（109国道）南下，翻过昆仑山口，可可西里进入眼帘。20多年前，杰桑·索南达杰经常这样深入可可西里。

1992年，时任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的杰桑·索南达杰，悲愤于可可西里盗猎盗采现象之猖獗，向上级提出并成立了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自己兼任西部工委书记，在可可西里开展自然资源保护工作。

索南达杰从治多或格尔木出发，12次进出可可西里，巡山、追捕盗猎盗采者。陪伴他的是《工业矿产手册》《濒危动物名录》等书籍，以及枪声。

“三四个人在无人区玩儿命了几年，有时候想放弃，但索书记不离开，我也不离开。”索南达杰的队员扎多后来如此总结那段日子。

从治多县城往西北约900公里，是太阳湖。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与队员抓获了20名盗猎者，缴获7辆汽车和1800多张藏羚羊皮。在押送盗猎者至太阳湖附近时，遭到盗猎者的反抗和袭击，展开枪战，索南达杰中弹牺牲，倒下时，他右手持枪，左手拉枪栓，仍保持射击姿势。

很多人将索南达杰视为保护可可西里的先行者，他的妹夫扎巴多杰即是其中之一。这两位亲戚兼好友，经常对酒长谈，扎巴多杰从索南达杰递过来的烈酒里，品出了他的苦闷与愤慨。

1995年，担任玉树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扎巴多杰，主动申请“降级”去治多县任县委副书记，招募队员，重建西部工委，继续索南达杰的巡山之路，并更进一步，开始在可可西里实施封闭式管理。三年后，扎巴多杰去世。

秋培扎西就是扎巴多杰的儿子，索南达杰的外甥。对于少年秋培扎西而言，父辈们用生命保护的可可西里到底意味着什么，他那时“一无所知”。

12岁的秋培扎西，第一次听说可可西里这个名字，是因为舅舅索南达杰要去可可西里工作。多年后，当亲眼看到盗采者筑起的碉堡、盗猎者遗弃的藏羚羊尸骸，他才体会到可可西里这个名字带来的焦虑与不安。

对峙，开枪，击毙。“很多人以为‘战场’只在边境，其实那时候的可可西里就是这个状态。”秋培扎西说。

1996年，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次年成立保护区管理机构并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此后相继设立了5个保护站，第一个保护站就是以环保卫士名字命名的索南达杰保护站。所谓的保护站，最开始就是土帐篷，一块白色帆布，两根杆子，支起来即可。目前，保护区管理局编制37人，此外还有数十人的临聘人员，这几十人要管理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尽管如此，可可西里保护者们在荒原中挥洒他们的野性。巡山是最基本的工作，5人或7人一组，全年不断。一次巡山通常二三十天，长的时候四五十天。这个过程充满着美丽、饥饿、寒冷、孤独、恐惧、希望、绝望、肺水肿、死亡。

他们有时候停歇在卓乃湖畔，从帐篷里拉开一条缝，看到遍野的藏羚羊，母羊领着小羊。“看到它们就像看到亲人一样”。这是生命的美丽，这是希望。

他们有时候被困在一个被称为鬼门关的烂泥潭，吉普车陷进泥淖寸步难行。用铁锹甚至双手挖出裹住车轮的死泥，找石头把车轮垫起，加大油门冲一把，然后又陷进去，又挖，又冲。最糟糕的一天，车子只走了20米。食物殆尽，没有通信信号，没有救星。这是绝望。

他们有时候抓住了盗猎者，却可能更加不安。几十名盗猎者被羁押并睡在旁边，人数是他们的五六倍。他们抱着枪不敢轻易入睡，又翻出割肉吃的刀，每人一把，放在肩下，也不知多久才睡着。这是恐惧。

巡山队员有复员军人，有师范学校、畜牧兽医学院、公安学校、警校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见到盗猎盗采者，玩儿命奔跑追逐。稀薄、寒冷的空气，使鼻腔中渗出血。一旦感冒，接踵而来的是肺气肿、肺水肿等致命威胁。

现年54岁的吕长征1995年进入可可西里，是当年巡山队的司机。一次巡山中因感冒而导致肺水肿，在紧急送回格尔木医院的途中晕厥。到了医院后抢救了两天一夜，医生发出病危通知：过了12点没醒过来，准备后事。11点半，吕长征竟奇迹般地醒过来，看到跪在床边的妻子和孩子，很不解：“你们哭什么？”

1997年进入可可西里的詹江龙，第一次巡山就是整整45天。在此后的500多次巡山中，他和队员们抓获了300多名盗猎盗采等违法人员，收缴枪支21支，藏羚羊皮3900多张。“起初确实有想过去一个工作条件更好的地方，但时间长了，在野外看到野生动物，就什么都舍不得了。”

尽管这十年来盗猎者已销声匿迹，但仍不乏盗采者。以前采金是靠人工，时间长；后来他们运来机械，原来需要三四个月的矿点一个星期就挖完走人，这意味着要发现他们更难了。巡山队员的办法是加大巡山的频次。主力巡山一年18次以上，巡线400次以上。巡山时，他们的吉普车只会沿着已有车辙行驶，沿着采金人走出的路前进，避免破坏更多植被。

巡山队员一般45岁就“退休”，40岁之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肺水肿等问题突出。三分之一的队员因身体疾病在这个年龄不能再参加巡护任务。

因为父辈，因为更多把生命与可可西里平等放在一起的人，秋培扎西对可可西里着迷了。2000年，秋培扎西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一个乡政府工作，上班不久就跑到可可西里，当了一名“协警”。但他慢慢意识到，如果真的想更好地继承父辈的遗志，提高对生态的认识，他需要一个平台和一个身份。

一年后，他上了大学，毕业后“可可西里没有多余的编制让我回去了”，只得回到原来的乡政府。他申请调到治多县森林公安分局，当一名森林公安，“这是返回可可西里唯一可走的正式途径”。2009年，他从治多县驱车来到500多公里外的格尔木，再次提出申请，希望到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森林公安分局工作。两年后，他终于回到了可可西里。

“既然有人在这个地方创造了价值，我觉得这个价值必须延续下去。”秋培扎西说。

他们都在延续这个“价值”。16岁就来到可可西里的龙周才加，他的愿望就是为藏羚羊迁徙保驾护航。他在公路上拦车，让迁徙的藏羚羊安全地穿过公路来可可西里产仔，带着新生命返回栖息地。他还在藏羚羊产仔后，来到卓乃湖，寻找受伤和落单的小羊羔，救助后放回野外。

起初，没人知道藏羚羊的迁徙路线，哪儿是它们产仔的地方。“慢慢就知道，新疆的羊是这么过去的，西藏的羊是那么过去的。”龙周才加微笑着在空气中比画地图，这“地图”在一批批巡山队员的延续中绘就。

申遗成功让可可西里人高兴了好一阵，但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他们不会有太多改变。秋培扎西还是去巡山，龙周才加继续寻找下一只受伤的小藏羚羊，詹江龙仍坚持把盗采者送上法庭。他们希望更多人了解可可西里，但不希望更多人进入可可西里。对于可可西里，他们爱得“自私”。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自私”是最大的包容，是对所有生灵和生命的尊重与谦卑。

　　（本报记者 陈海波 万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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